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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1日星期二

歷史神學〈5〉:探究敬虔主義的本質

湃  恩
    
     華人教會的特色之一,乃是深受到歐洲十七世紀興起的敬虔主義影響。故值得我們華人基督徒探究這敬虔主義的本質,以助反思今日華人教會的得與失。

敬虔主義的興起和特點

    狹義來說,敬虔主義是專特指在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中期在德國路德宗內興起的運動。其實在此運動以前,在十六世紀的歐陸和英國,也有相近的基督徒信仰靈修和信仰的呼聲,如歐陸有Johnn Arndt(1555-1621年)和Jocab Boehme(1575-1624年),他們寫了一些靈修作品,內容主要為個人靈修體驗和神祕經驗;而在英國,則有『清教徒運動 』(Puritans movements)。他們大多是來自歐洲回到英國的加爾文主義者或改革宗。他們不滿聖公會採取妥協路線,一些後來離開英國,到荷蘭、德國、北美等。但產生較大之影響要到十七世紀德國的敬虔運動起始。他們的共通點都是:尋求(1)個人生命的更新轉變,(2) 實質的對神或宗教經歷,及(3)成聖的追求。

    敬虔主義的特點有:主張信徒個人靈修時精讀聖經;全體信徒皆為祭司;愛心與知識並重;在神學辯論上,不求個人和自私的爭執,只求真理得以辨明;以更高的道德標準重組神學教育;復興福音宣講;主日講章應以建立信眾的靈性生活為目的,等等。

敬虔運動的起始和發展
    德國敬虔運動的起始者可算是德國人施本爾(Philip Jakob Spener,1635-1705年),他有『敬虔主義之父 』之稱。然後,這運動的發展與興盛在他的跟隨者富朗開(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年)時期。雖然他們不太被德國正統路德宗教會認同,卻為他們注入活力,甚至也吸引德國其他宗派如改革宗信徒跟從。其後,親岑多夫(Count Zinzendorf,1700—1760年)及摩拉維亞弟兄會為十八世紀中這個運動的著名代表。不久,英國的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年)也深刻地受莫拉維弟兄會,特別是他們挑戰性的問題:有否真正從他自己的內心確實已得救的經驗?衛斯理後來得著『得救 』之主觀經歷後,決心要復興當時死沉的教會和社會政治亂象的英國社會。結果,帶進英國教會新的大復興—循道運動。與循道運動幾乎同時,在十八世紀,敬虔主義這條線也從德國歐陸和英國影響到美國,產生大覺醒運動(Awakening movement)。主要領導者為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年)、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年)和田能特(Gilbert Tennent,1703-1764年)等。

敬虔主義—當代潮流的反動
    一面,十七世紀末德國敬虔主義的出現某程度上是當代潮流的反動,是對十七至十八世紀那時代的反應和抗議。敬虔主義所抗議的是當時代:(1)正統教會的信條主義(Confessionalism),(2)啟蒙的唯理主義、以及自然神論。他們的反抗是訴諸於對聖靈及聖經的重視。

(一)對正統主義(orthodoxy)的反抗
    首先,敬虔主義是對十七世紀歐洲教會的正統主義的一種反抗。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教會越來越多將注意力放在自己與別宗派的不同,產生「信條主義」,就是以信條為自己身分的標記。那時在不同地方的更正教或天主教會,立了許多一致條例(Act of Uniformity),都將許多活潑的信仰變成某種教義的認同。官方教會既變成形式主義和僵化的信條。與此同時,理性主義如自然神論者又帶來衝擊。教會受理性主義和教條主義影響,漸漸將基督教本來活潑的信仰化成一套僵化、呆板、抽象的教理,而信心變成了對這套教理的宣認。崇拜時的講道變得乏味,其餘一切的活動,如聖禮,也變得很規條化。

    因著當時代信仰的形式化和虛空化,教會中就有一呼聲和渴望,想尋找出路,結果在十七世紀產生了對此光景的回應和抗議—敬虔主義。在這種治沉悶的宗教生活中,有不少對信仰熱忱的信徒,開始尋求新的方向與經歷。一些信徒先是興起於德國路德宗派之內,他們志在蘇醒那被正統派所窒死的信仰,而強調基督教之個人的、靈性的、與實踐的方面,以反抗制度化的、形式主義的、理智性的偏差。這是為德國敬虔主義的開始。

理性的偏差
    正統主義神學家常常強用理性去確立、証明聖經的真理,滿意於僵化、呆板、抽象的教義。例如,路德宗的新一代神學家,決定要好好整理路德和墨蘭頓的教導。但他們過分注重教義的系統性,超過教義在生活上的實用性。這些新的神學體系大部份都是經院研究得出來的產品,卻並非是用於講道或關心靈魂的事情上。它們帶來一種嚴格的信條主義風氣。敬虔主義則較不重『正統 』的神學,不重視傳統的權威來源,強調信仰感性的一面,強調『平信徒 』的信仰經驗,強調道德的生活。他們拒絕逐漸僵化的理性思考模式,強調以心靈與情威去體驗宗教的靈光,強調信仰不只是頭腦上的知識,更加是一種生活的方式。

形式的偏差
    因著正統主義強硬確立自己所持的見解才是真理,對於任何神學思想的偏差都不能容忍,在教會內常引起爭端,使基督徒彼此分裂。敬虔主義者把教義的論辯看成不重要的事,也不關心教派的分別,他們所注重的,是個人的宗教經驗與靈修。例如,新岑鐸夫帶領摩爾維亞的弟兄們,受邀請到他的撒克遜領地建立『主護村』(Herrnhut)。後來也有各處其他宗派受宗教逼迫的弟兄們加入。他們起初也結黨紛爭或批評別人,後來彼此認罪而得到聖靈的更新,使他們甘心樂意地放下自己,學習接納對方,並在主裡合一。他們在社區內訂定共同生活的條規,一同作息並靈修。他們棄掉形式上的組織,沒有總會、分會之類人為的統一;他們也盡力放下道理上不同的見解,轉而注重彼此相同的點。這是此類基督徒社區的第一個樣本。同樣,1700至1750年間,在英國的聖公會也陷入形式主義的泥潭,只注重禮儀,而輕忽生命的造就,教會缺少生機。正統神學家雖然成功地抵制了自然神論,但卻沒有帶給信徒在基督裏的新生命。約翰衛斯理領受了新的復興經驗後,矢志復興英國教會。他從來沒有意圖脫離英國教會,而是在教會內帶領信徒悔改、回到聖經,奮興信徒,並幫助復興了的信徒建立小組,研讀聖經、彼此勉勵、禱告代禱等繼續深化生命的更新。

狹隘的偏差
    路德與加爾文非常強調神的主權,認定神國度的擴展只能由祂親自推動,人除了禱告之外無能為力,因此傳統更正教的宣教意識並不強烈,再加上宗教改革後民族主義冒起,因此佈道事工也頗受狹隘的民族主義所限制。至十八世紀在摩拉維亞弟兄會佈道運動以前,正統更正教鮮有向外佈道的觀念和宣教異象,也不曾推動任何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更正教的海外宣教思想和行動起步甚晚,甚至比天主教遜色。在十八世紀初,新岑鐸夫所帶領的德國敬虔運動,除了差派宣教士更新復興歐洲各國的官方教會屬靈情形,重新恢復信仰的活潑外,也開始更正教首次較正式的宣教工作,是為更正教差會誕生之始。『主護村』成為十八世紀基督徒復興運動的中心,他們更開始實行長達一百年的每天24小時的守望禱告,所差往海外宣教之人數更為更正教之冠。

(二)對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反抗
過度客觀的偏差
    敬虔主義也是對當時代啟蒙運動中理性主義的一種反抗。啟蒙運動的哲學,把神變成無限大、無限遠、與人仿佛毫無相關之處,而啟蒙運動中的宗教代表—自然神論,相信的那一位神,是像一個鐘錶匠,創造了宇宙,卻讓這個宇宙按著自然定律自行運作。神在宇宙設置自然定律在人內在設置自然理性,人只須運用理性探求自然規律,不須直接探索神。敬虔主義特意強調神與人的親近,強調神對人的看顧保守並個人人生的計畫。施本爾看見教會的景況後,認為信徒的屬靈生命需要改變,恢復路德改教的精神,他認為恢復信徒信仰之活潑力和生氣就需要透過讀經、禱告與查經來造就基督徒活潑的靈命。他在他所寫的《渴慕敬虔》(Desideria)一書中,清楚地呼籲信徒聚在一起研讀聖經,摒棄神學的爭辯及抽象的理性思維,而在實際的敬虔操練中體驗及實踐聖經的真理。施本爾也強調生命的跟從。他在路德宗教會牧會時,籌組家中的實行小組聚會,讀聖經、讀經、分享、禱告、靈修、討論講章;人們稱此類小組聚會為『敬虔小組 』(Collegia Pietatis),這是『敬虔主義 』名稱的來源。小組成組也會一同做社會關懷的服務。他嚴厲批評當時德國教會和牧職人員墮落和失職,變成信條的認同,只為以茲識別自身的傳統而失去原初活潑信心,沉於辯論真理,忽略了幫助群體中不識字的信徒,教導他們聖經。聖經才是牧職人員該教導其他信徒的主題,他們該殷勤地教導聖經真理,幫助人解答聖經疑難。

對人性過度的善和樂觀的偏差
    啟蒙人和自然神論者都相信人有良善的本質(忽視人罪的問題),對人類能力和社會進步的都是樂觀的。人類慢慢地進步和在地上建立更圓滿的社會只會是自然的結果。因著對人性過度的善和樂觀,忽視人罪的問題,教會中許多『掛名』、沒有悔改重生經驗的基督徒。敬虔主義特強調『重生 』是一種新的判準,來判斷依各人是否是一個認真的基督徒,也注重個人得救的經驗和神秘經驗。如約翰衛斯理教導信徒重生經歷,為人提供鑒別救恩確據的方法。只要內心經歷聖靈的充滿,獲得某個超自然的內在體驗,就是已蒙神拯救的明證。宗教經驗是辨別信仰真偽的確據。此外,基督徒必須常常操練認罪悔改,來到十字架面前。不僅經歷悔改,更是求赦免,領受赦免,相信赦免,領受活水的江河直湧到永生。例如在北美大覺醒運動中,強調個人的歸正(conversion)。那時是十八世紀前期,許多原是靈性堅定的清教徒後代,由於自然神論及唯理主義之風的興起,使這些新英格蘭殖民地的教會進入沉睡狀態,教會沉陷在可歎的低潮光景中。懷特腓講道時,活生生地描述神的震怒,並力勸罪人盡速逃避,使許多人都有的個人悔改的經驗,靈性得著復興,內在更新,充滿了神的同在。

敬虔主義—當代潮流的反照
    和大多數時代中的大多數新興運動一樣,敬虔主義某程度上是當代潮流的反動,另一面,敬虔主義某程度上是那個時代—啟蒙時代的反照。

啟蒙精神
    『啟蒙』的精神是轉向主體(turn to the subjects),以人為主體,不再將注意放在外在啟示上 (outward revelation)。『啟蒙』時代強調的人的獨立和自主(autonomy),不再接受那令人信服之他律式的權柄,認為人能運用自己天賦的理性,了解和預測外在的自然世界。人也是自由的,能運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作決定,過人類的共同生活。啟蒙人對外在權威很反對,人該運用他理智的判斷一切外在的權威,如教會、聖經經文等。任何外在的權威都是削弱人理性自由的運用。

(一)個人的參與和主導性:
    啟蒙時代的特徵是相信人類是被釋放的、自主的個體。這自主是相對於中世紀時認為人需要立於與神和與教會的關係之中。個人變得重要,並且成為人們興趣之所在。相似地,敬虔主義雖不反對教會體制權威,但教會體制並非他們的關注點。他們不太重視教會體制,而是強調在信仰和信仰的實踐上,個人的參與和主導性。施本爾在1675年他出版的一本書《Pia Desideria, Long for Piety》中,他嘗試論證每一信徒都該有聖經研習,每個信徒都能期望聖靈能在讀經中光照,且可在小組中進行,幫助成員的生命成長。並且,敬拜中,每信徒都該活潑參與。敬虔實踐中,每人都該在生活中進表達出來。我們可以說,敬虔主義強調信徒個人的參與和主導性,將基督教的信仰變得個人化和主觀化。它一面抗議主流教會中教條式信仰和教會的外在權威,另一面又反映了啟蒙運動所標示的個人性與主體性。

(二)回到聖經:
    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的口號之一為:『回到本源 』(ad fonts)。宗教改革家呼應著這回到本源的口號,要回到使徒、教父的年代和聖經的文本中。十六世紀初在歐洲廣泛流傳且深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是伊拉斯謨的《基督精兵手冊(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本書於1503年初版,它是針對受過教育的男女平信徒撰寫的,讓平信徒讀者感到對自我的理解經歷重大的改變。書中聲稱教會若回歸到教父和聖經著作上,就可以革新。恆常閱讀聖經是提升平信徒敬虔的鑰匙,也是教會可以更新與改革的基礎。到十七世紀末,敬虔主義者也強調要回到聖經文本。施本爾堅持信徒需要不斷回到聖經,並且用一個火熱和敬虔的心靈來閱讀它。

    啟蒙運動的科學和哲學的發展,使人們對歷來教會中所教導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不再毫無保留地全部接受。法國的笛卡兒(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倡導一切知識均以懷疑為起點,他認為對所有的事物都應抱持懷疑的態度,必須先有確據,纔肯相信。文藝復興時,文本鑑別術開始發展。至進入啟蒙,這技術大大發展並應用至聖經文本上,然而,受唯理主義影響,聖言卻減損為純粹歷史,只是一份與現代人無關的古老文本。同樣,敬虔主義也是要把信仰,從信條、信經帶回到聖經中。例如,施本爾也注重理性的訓練,強調讀任何文本時要看上下文、背景等來決定經文的意思。他將這嚴格放在聖經上,並施教在信徒身上。與理性主義者不同的是,他們倡導要在聖靈的光照之下,聖靈的引導之下來讀聖經。

(三)信仰在生活中實踐出來:
    啟蒙運動中的自然神論者,認為耶穌基督只是一位猶太教師,祂是關注人的道德、倫理的簡單生活,而沒有奧祕或超自然的部分。道德的生活和敬虔是人能夠給予神最重要的敬拜。啟蒙時期後期的哲學家康德,指宗教就是道德的作用(Function of morality)。他們都認為信仰實踐的主要內容就是合乎自然理性的道德倫理。同樣,敬虔主義也注重道德生活,強調信仰在生活中的實踐。信徒需要過聖潔的生活、教會的生活為屬靈的家庭、領人歸主作見證和參與宣教等。施本爾受改革宗影響,除注重因信稱義外,也注重成聖的追求。他也強調道德生活,對信徒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如在食物、飲料和衣著方面都需要節制。約翰衛斯理指出一個基督徒應活出一個像基督的生命,不僅是終末時全然被轉化像祂,而在今世中也已應活出來。推進敬虔運動最重要的人物親岑多夫也注重信仰實踐和見證。他在哈爾受教育時深受敬虔主義的熏陶,對於傳福音也滿有熱忱。他所帶領的摩爾維亞弟兄會熱心傳福音,甘願往任何地方為基督福音作見證,盼使全地歸順基督。他們是基督教各宗派中,最先認真地遵行基督『大使命 』的團體。所差出去的有帶職事奉以及神職人員,他們學習各種學問及當地的語言,過簡樸的共同生活,幫助當地人。結果,使他們對其他各宗派在傳揚福音方面,產生極大的影響,影響了衛斯理約翰的信仰與宣教策略,宣教模式也影響了十九世紀許多差會,如倫敦差會。

(四)進步觀:
    還有一點,敬虔主義雖然對抗著啟蒙運動帶來的理性化過程,但敬虔主義某角度來看也和啟蒙運動一樣,都肯定人的能力,相信人類進步、趨近完美的可能性。只是,啟蒙運動所肯定的,是人的道德、智慧、科學的進步與成就,而敬虔主義強調的,卻是人在靈性上的鍛鍊,會使人趨近神所要求的完全。例如,約翰衛斯理教導『全然成聖 』的教訓,獲得聖靈經歷的人可以達到『基督徒的完全 』。但此種成聖並非人為努力可達成,完全是聖靈的恩典與作為。因相對於藉聖靈而得的救贖之恩,他稱此為『聖靈的第二次恩典 』。

總結
    和大多數時代中的大多數新興運動一樣,敬虔主義某程度上是對當代潮流的反動,抗議那時代十七世紀在正統教會的教條主義的偏重理性、僵化形式和狹義的偏差,以及抗議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包括自然神論)的過度客觀、唯理、偏重人性善和樂觀的偏差。他們的反抗是訴諸於對聖靈及聖經的重視。個人的參與和主導性、回到聖經、注重生活的實踐和追求完全等。這些都是與當時唯理主義盛行之教會和時代的反動和補缺,然而卻也與啟蒙運動的精神有相似之處,就是啟蒙那轉入以人為主體,強調人的獨立和自主,人是被釋放的、自主的個體,能自由運用理性,相信人性進步等精神。故敬虔主義可說某程度上是那時代—啟蒙時代的反照。


2016年6月20日星期一

歷史神學系列〈3〉: 導致十六世紀初的宗教改革呼聲的因由

湃  恩
 
    許多人以為導致十六世紀初宗教改革的因素,單單是因教會的弊端每況愈下,其實也有宗教氣氛轉濃、人們的醒覺程度增加。然而,宗教改革之所以出現,除了有這些因素外,還有政治和科學等其他方面。 

    要了解導致十六世紀初改教運動的因素,就要將時間線再移早些。其實早於一個世紀前,在教會、社會、思想、政治和科學等多方面已埋下改革運動的種子。例如,在十二世紀西歐教會已出現過類似的改革努力,但在其體制上、實踐上與觀念上仍未及得上十六世紀初般的。我們可從下面幾方面分析十六世紀初改教運動的背景因素: 

(一教會
    早於十六世紀前的數世紀,教會已察覺需要改革,甚至已有改教的先鋒出現,如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約1320—1384年)和約翰·胡斯(John Huss,1369–1415年)等。至十五世紀,改革呼聲已高漲。然而,教會在那世紀並沒有成功徹底地進行改革,使十六世紀的呼聲更為壯大、更具革命性。 

『議會論 』處理教會改革的失效 
    十四世紀教廷曾有一段時期,分裂成羅馬和法國亞威農兩個教庭(1309-1378年)。亞威農完全受法國皇室控制。當時歐洲各國也分裂成各支持各教庭,使各國彼此間懷疑攻擊。教皇權威也受到嚴重削弱。在這段中世紀大分裂期間,教會內有一批法律學者,察覺教會陷入大危機,嘗試追回歷史先例。結果找出教會法規中曾著,若教皇陷異端或道德,整體教會就可出來開一個會議來罷免教皇(儘管聲稱教皇為基督地上的代理,全教會之首)。這就是『議會論(Coucilarism)』之說。『議會派 』(conciliarist)強調,教會改革的惟一希望是在於召開一次改革的全體會議。結果成功地召開了君士坦斯會議(Constance, 1414-1418),並處理了大分裂問題和胡斯異端問題。

    遺憾的是,是次君士坦斯會議沒觸及教會整體的改革。後來幾次會議也沒有觸及。因為許多政權國家想在議會趁機擺脫其區域的教會控制,使教皇的權力越來越被收窄。例如,在第五次拉特朗大公會議(Lateran Council V,1512-1517年)中,法王路易十二(Louis XII,1498-1515)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Maximilian I, 1493-1519)聯合了幾位紅衣主教,以『議會論 』與當時教皇猶利斯二世(Julius II,1503-1513年)和後來里奧十世(Leo X,1513-1521年)對抗。故教宗越來不想再召開任何大公會議。最後教皇指責議會論,爭取到以後要教皇批准才能召開大公會議。這樣,教皇成了反改革的力量,『議會派 』失敗,『教廷派 』(curialist)勝利。議會派運動原先讓有志改革者有盼望,以為教會可以從其內部改革。當這盼望破幻滅時,人們就開始意識到教會秩序所存在的缺點,以及要倚靠教會大公會議來自身矯正,似乎不太可能,便轉向尋求其他(如更激進或靠世俗權力)的方法。

每況愈下的教會腐敗
    與此同時,十四世紀起隨著歐洲列強(national power)的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強,越來越少給羅馬的奉獻。各國加強自治,教廷漸陷入財困,需要開闢新的財源。教會漸漸出現了以下情況:(1)儉財—羅馬因財缺,吸引貴族家族捐獻,出售聖職情況就每況嚴重,各處也有任神職人員開各收費名目。買賣聖職(Simony)動搖教會的道德水平。這情勢每況愈下。許多牧職人員都是掛名牧會主教,甚至是死時信眾才見到他們的面。 (2)牧職人員道德也不符大眾期望—因許多牧職人員不是自願要作,不過家族內為家族利益出任,許多都納妾、有私生子女,沒守獨身。這些都是公開祕密。這些情況在十五世紀也越來越嚴重。納妾帶來的結果是裙帶關係(Nepotism)。牧職人員安排自己的私生子出任當地牧職人員,繼承利益。 (3)牧職人員知識水平不符期望—許多基層牧職人員,連所用的崇拜語言—拉丁文,都不認識。隨著平民知識水平提高,結果,使平信徒不滿,意識到教會秩序所存在的缺點。

信眾的受教育提升 
    中世紀晚期促成教會改革的一項重要因素,就是受教育的信眾增加。人的醒覺程度增加,導致對教會的批評越來越多。不斷提升的批評層次,反映了更多人通過受教育機會的增加,可以對教會加以批評。人文主義者對教育的新強調,使教會建制被受教育的信眾視為反動的、敵視新學習的,威脅信仰的個人應用。受教育的平信徒與教會統治階級之間的敵意和不滿與日俱增。

(二社會
瘟疫所產生深的屬靈要求
    十四世紀歐洲社會也發生了多件重大事件,其中之一為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黑死病瘟疫。1340年代黑死病散佈到整個歐洲。根據估計,瘟疫爆發期間的中世紀歐洲,約有30%的總人口死於黑死病。黑死病對歐洲人口造成了嚴重影響,改變了歐洲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生存與否的不確定性的陰霾下,使得人們一面產生了『活在當下 』的情緒,另一面,也促使許多平民百姓產生一股深的屬靈尋求,想尋求如何獲得神接納、得救的途徑。馬丁路德的宗教經驗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路德的例子
    1502年,路德遇到一場暴風雨下,幾乎死。他作了個願,奉獻自己事奉神。之後,他放棄了做律師,加入了一個奧古斯丁修會背景的修會,做修士,過修道的生活。他在修院中很操練,除基本會規外,他會自殘、痛悔認罪、禁食。他這種方式某程度上表達了當時社會一種很深的屬靈要求。除了一般修會,連平信徒也想克苦己身,想尋求些方法去得公義之神的接納,滿足神的義。當時人們認為,神會給人恩典,但人也要盡所能滿足神的要求(神的義),神才會接納。但甚少人能指出要作多少『善行 』(good works)才足夠。

    1513-1517年間,路德因要教授聖經如詩篇、羅馬書和希伯來書。在他備課時,開始發現糾纏他的長久問題,就是關於罪人如何得公義之神接納。他從讀羅馬書1:17開始發現,保羅所講的神的義,並不是指人所能作到的事(in nobis)。他發現神的義是指神在基督裏賜給罪人的義(extra nos)。神是在我們以外,是在耶穌基督裏面,接納我們。神的接納我們,不是因我們能達到神的義,而是因耶穌基督而接納我們,算我們是義人。為何神能這樣算?是因耶穌基督已釘十字架、死了。這大大改變了路德的觀念,引發後來『因信稱義 』的教義。

贖罪券的例子
    贖罪券的販賣也反映出十六世紀歐洲社會上的宗教氣氛轉濃。它的由來是與中世紀一項聖禮—告解禮(Rependance),很大關係。洗禮幫人除去洗禮前的罪,但洗禮後犯罪怎辦? 中世紀開始發展信徒可向教會的教士認罪,因教會有赦罪權柄,赦免犯罪的信徒。這認罪包括痛悔的心、開口承認(confess)和補贖(Satisfaction),即作一些事情彌補。犯罪的信徒要在能力內將犯罪結果所做的影響補救。但後來這實行與另一煉獄(purity)教義結合了:若今世作得好、敬虔、委身,來世就可上天堂。若今世大惡,來世就受永刑。教皇既認為他們自己是耶穌基督地上的代表,也認為古聖徒有很多功績,績累了『功德庫』。現在,教會(教皇)就有權動用這『功德庫』幫助人補贖,批發一張補贖證(Bill,贖罪券),證明信徒做了事幫助教會,可代用為救贖。十六世紀初,教會有財政需要,要籌募經費建聖彼得教堂(St. Peter's Basilica)。若購買贖罪券為自己或死人,資助了一筆錢給教廷,也就是幫助了教會了,補贖了。這樣,信徒的罪就能赦免,將來能就能得神的接納,不需去煉獄,處理好煉淨好才能脫離,得神接納。許多平信徒就去購買。

    十六世紀初,贖罪券能在歐洲各地民間成功售賣(如特次勒(Johann Tetzel,1465-1519年),在德國布蘭登堡境內,四出佈道,出售贖罪券),某程度也反映出當時社會上的宗教氣氛濃厚。特次勒的宣傳廣告,『錢幣叮噹一聲落入銀庫,靈魂立即從煉獄中跳躍出來﹗ 』雖被學術界知識分子質疑,卻深深迷倒一般普羅大眾,因它深深建基於社會大眾對靈性的盼望和恐懼之上。但知識分子和神學家漸漸發覺,單單依靠體制上對教會進行改革的可能性已漸漸微弱,解決之法乃要從根本上在教義上革新神學信仰基礎。1517年,敲起改革運動之鐘聲的《論贖罪券的意義及效果之95條》,就是路德以聖經質疑教會赦罪的權柄(補贖)。 

宗教氣氛轉濃
    對於十六世紀初宗教改革運動的宗教背景,根據莫勒的專文(Berndt Moeller, ‘Piety in Germany around 1500’, in The Reformation in Medieval Perspective, ed. Steven E. Ozment (Chicago, 1971), pp.50-75)指出,從1450-1520年間,德意志地區正經歷了民眾宗教(popular religion)敬虔的顯著增長。奧地利上層貴族所資助的彌撒數目也持續增加。1450年後,關乎死亡與永生的宗教互助會蔚然成風地成立。這些都反映了民間對宗教興趣的增加。正是這種民間對宗教的興趣,引致對建制教會的批判,指其沒有盡上其應有的責任。故此,十六世紀初宗教運動的出現,並非宗教衰落的證據,實際上是指向宗教的興盛。然而,這興盛似乎限於民間,而沒有在聖職人員中。聖職人員只是利用此種新興對宗教的興趣加以利用之,如以為教會籌募金錢為名販賣贖罪券。

(三政治 
強勢世俗君主的冒起 
    在十六世紀歐洲的政治列強,出現了些有影響力的君主,這些君主比上一個世紀的更強勢有為,如英國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年)、法國的法蘭西一世(François I,1494-1547年)、瑞典古斯塔夫一世(Gustav I,1496—1560年)等,都同期冒起。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年),更是十六世紀這爭霸時代中最顯赫的皇帝。他所管治的神聖羅馬帝國領地,繼承自哈布斯堡皇族,是自查理曼大帝後歷史上最大的,包括今日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荷蘭低地、意大利南等。而德意志境內的許多城邦也幾乎半獨立。這些世俗君主都能與抗衡教廷,為了自己的利益與教廷衝突。他們見到可以從教會奪回權力的機會,即使因此要附和新的宗教秩序也在所不惜,如法國皇室和德國皇室與教廷持續幾世紀在政治上角力。

民族主義的萌芽 
    另外,國家日益成熟,也使民族主義漸漸萌芽。例如,十四世紀西歐為英法百年戰爭,乃世界最長的戰爭之一,發生於1337-1453年。戰爭對英格蘭和法國的人民都是大災難,當時又流行黑死病,兩國受到戰爭和疫病雙重打擊,普遍經濟重創,民不聊生。法國身為戰事進行之地,國土滿目瘡痍,人民流離失所。但戰爭勝利使法國完成民族統一,更為日後在歐洲大陸擴張打下基礎。英格蘭幾乎喪失所有的法國領地,但戰爭也使英格蘭的民族主義興起。民族主義的興起,使人民不再以教宗為尊,而是以國王為大。教宗的勢力也慢慢的削弱了。 世俗政府權力的增加 從十四至十六世紀,教皇的權力日漸衰落,世俗政府權力日漸增加,使得在十六世紀的改教運動中,不論主流改革家和反改革人士都求助於俗世權柄的支持。主流的改革家容許世俗統治者的需索,只要宗教改革運動的目的得以順利展開,如路德得到薩克遜選侯的保護。而改教反對者也尋求世俗統治者的支持。上述這些政治形勢都是在十六世紀前的世紀還沒有的,促使十六世紀初的改革運動能夠發生。 

城市政治發展 
    十六世紀初改教運動大部分以城市為基地。如在德意志地區的『帝國城市 』和瑞士聯邦城市。到十五世紀末與十六世紀初,帝國直轄市的市議會,已取得相當程度的獨立。每個城市儼如小型國家。隨著不斷增加的糧食危機和黑死病的蹂躪,從1450至1520年間,農村人口減少,農民遷往城市,期望找到食物和工作。他們被拒於貿易商會和市議會門外,不滿的情緒便在這些城市無產階級中日漸增加。他們對政府的社會改革的要求也漸趨強烈。在許多城市中,宗教改革運動都是關連於這些社會改革的要求,以致宗教與社會變遷互相連結,一起並進。1524年爆發的德國農民起義就是一例子。路德1517年於德國開始宗教改革後,不久,德國農民就嚮應改革。他們認為路德的改革應應用至經濟領域。在他們的訴求《十二條款》中,其中許多是牽涉日常生活,且被視為站在聖經的教導上。他們認為社會改革也是改教運動的一部分,是落實聖經的教訓—愛和關懷,是信仰在社會的表達。 

(四思想 
文藝復興中的人文主義(Humanism)的新思潮 
    經過十二世紀起的十字軍東征、十五世紀拜占庭帝國的滅亡,逃亡到西歐的知識分子帶來了大量在歐洲一度失傳數百年之久的古籍。文藝復興也隨著這些經典而來。隨著文藝復興的發展,文藝復興中出現了人文主義。人文主義成了當時歐洲的新思想,人們開始改變中世紀以『神 』為本位的人生價值,而開始認真思考以人為本位,追求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新觀點。在文藝復興這新思想下,基督教的人生觀也慢慢的受到民眾的懷疑。在十五世紀出現的人文主義,讓知識分子當中對教育有新理想,想藉重新藉吸收古希臘羅馬時期各方面的經典,而復興文化黃金輝煌時期。它是一種嚮往復古的運動。在教會內外,也都有人文主義者。如有人文主義王子(Prince of the Humanists)之稱的伊拉斯謨(Erasmus,1466-1536年)就是一代表人物。 人文主義的思潮也深深影響著許多期望改革教會的知識分子。當時人文主義者的口號之一為:『回到本源 』(ad fonts)。宗教改革家呼應著這回到本源的口號,就是要回到使徒、教父的年代和聖經的文本中。對他們來說,那時代的教會已經失掉基督教信仰與實踐所根據的獨特思想遺產,即使不是完全受到扭曲,也是被蒙蔽了。現在正是時候,重開基督教會黃金時代的觀念。改革家期望教會返回基督教黃金時代,藉此在陳舊與腐化的時代,重拾清新、純正與生氣。 

    人文主義思潮帶來對個人意識的再次重現,以及對人類個體性的重新醒覺。在這個人意識漸漸醒覺之際,有助產生了對稱義教義的新興趣—『我作為一個個體,如何可以進入與神的關係?究竟必須作甚麼事才可以得救? 』這也是困擾路德的長久問題,而教會似乎無法給予信徒可靠的答案,路德卻碰巧站在時代的舞臺上,擔當了它的主角。

人文主義的貢獻 
    人文主義另一項對改革運動的重大貢獻是文字學的工作,尤其是恢復原文希臘文聖經較對,整理恢復新約希臘文,重新出版,讓特別是知識分子能直接讀原文。1514年,伊拉斯謨就整理和翻譯了新約聖經的新拉丁文版和希臘文版。人們能直接讀使徒的著作,大大提升人們的知識水平和醒覺程度,擺脫當時陳腐的教會。當人們的知識水平提高了,但發現教會內神職人員的知識水平不符期望,就開始對教會權威就大受懷疑,意識到教會秩序所存在的缺點。

(五科技
活版印刷技術的發明
    在十五世紀中,出現了人類文化重大轉變—發明活版印刷技術。1454年,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在美茵茲(Mainz)的印刷廠印刷了第一本拉丁文聖經。這發明大大降低印刷速度和成本,讓書籍能大大流通。只要將所印刷的作品排好,即可大量印刷,將意念和想法快速傳播遍至全歐洲。印刷術表示改革家的思想傳播的宣傳,可以迅速而便宜地傳播,例如路德的《95條》和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因此,當十六世紀的改革家傳遞他們的宗教改革理念時,改革呼聲比起前一個世紀前更為壯大、更具革命性。 

    其次,宗教改革運動也是基於某些特定的資料來源,如聖經及教父著作。新技術可以大量印行這些著作更準確的版本,避免了抄寫的錯誤。這些重要資料來源得以準確地廣泛流傳,是十六世紀以前的數個世紀做不到的。例如,到了1520年代,幾乎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新約希臘文聖經或希坡主教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等著作的可靠版本。對於改革家來說,宗教改革運動的主要觀念是建基於聖經和奧古斯丁的。 

總結 
    宗教改革的背景是中世紀的晚期。要了解導致十六世紀初改革的呼聲為何比上一個世紀更壯大、更具革命性,就需要將宗教改革運動置於中世紀晚期的處境,並將中世紀晚期的教會、社會、宗教、政治、思想和科技等多方面的轉變,與宗教改革運動比對。對照後,我認為人們將改教運動單單歸因於教會的弊端每況愈下是不足的、不全面的。事實上,中世紀晚期歐洲的宗教氣氛不單沒轉差,反而,更是轉濃。教會和社會大部份的弊端一直在中世紀存在,沒有顯著惡化。此外,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等新思潮湧現,更提升了人們的醒覺(awakening)程度,使人們更意識到教會秩序所存在的缺點和予以矯正的可能性。還有,政治形勢的轉變,世俗政權的興起和教皇權威的衰落都是關鍵因素之一。而科技的新發展,更適逢地助長運動的傳播和發展。這一切的因素,都是導致十六世紀初改革的呼聲比上一個世紀更壯大、更具革命性的主要原因。這是那位背後掌管人類歷史進程的神,為著祂神聖的歷史,使這一切因素加總,而最終讓改教運動在十六世紀發生,以完成祂的旨意。

2015年12月24日星期四

歷史神學系列〈2〉:再思亞他那修在亞流爭論中的論據 Rethinking of Athanasius's Arguments in Arian Controversy

湃  恩

     筆者在本文旨在從亞流的兩封書信:《亞流致尼哥米底亞的優西比烏(Arius’s Letter to Eusebius of Nicomedia《亞流致亞歷山大的亞歷山大(Arius’s Letter to Alexander of Alexandria,以及亞他那修駁亞流四論文(Four Discourses Against the Arians的卷一和卷三,論證在第四世紀的亞流爭論中,亞他那修(AthanasiusAD 296-373)最大的關注乃是亞流AriusAD 256-336的異端教訓,抹了在道成肉身中神性與人性的聯合,並含示了墮落的人類再沒法在神人聯合裡得著有效的救恩。亞他那修的論據乃是從當時的形而上論、認識論,以及更重要的是救恩論—即以在基督裡被神化theosis,作為在神經綸裡救恩的目標—來證明子基督的神性,以及子與父的關係。
In this essay, I argue according to Arius's Arius’s Letter to Eusebius of Nicomedia and Arius’s Letter to Alexander of Alexandria, and Athanasius's Four Discourses Against the Arians, that in the fourth century's Arian controversy, Athanasius's greatest concern to the Arians' heretic teaching is that there is no genuine union of divinity and humanity i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Word, implying there is no efficacious salvation for the fallen human race from the God-man union. His arguments range from metaphysics, epistemology, and most importantly, soteriology - the thought of deification (theosis) in Christ as the goal of salvation in the economy of God, to demonstrate the divinity of Christ the Son,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ther.

亞流對神與基督的理解
Arians’ Understanding on God and Christ
亞流為著持守絕對一神論absolute monotheism,他堅稱唯有神是永地自存self-subsistent)、非受生(unbegotten)、不改變(unchangeable),以及沒有複數(plurality)。神為要創造世界,在時間和各世代之先,祂憑著祂的自由意志,藉著祂自己的「智慧」和「道」,創造子作為依賴的存有。在亞流的觀念中,子是與神自己截然不同的存有,子是可改變的(changeable),非永恆地存在(not eternally-existed),是受生的(begotten),並因而是有一個開始。正如他自己常說的話,「曾有一時,祂(子)並不存在。」子作為首生和完全的受造物,祂分享父的生命、存有和榮耀,祂所有的都是從父接受的。 子藉著在肉身的時完全順服父的旨意,被父高舉作為祂美德和自我改進的奬賞。祂被父收養,有分於父的恩典,而被稱作「神(god)」、「道」和「智慧」。如此,子就成了人類救恩的模型(pattern)。
In holding an absolute monotheism, Arian maintains that God alone is self-subsistent eternally, unbegotten, unchangeable, and without any plurality. To create the world, God, by his entirely free will, through his own "Wisdom" and "Word", creates the Son as a subsistent being who is wholly distinct from himself, before times and ages.[1] The Son in Arian's view is changeable, not eternally-existed, and thus was begotten and has a beginning. As he often said, "there once a time when he (the Son) was not". As the firstborn and perfect creature, the Son shares the Father's life, being, and glory, receiving all his things from the Father.[2] He, through fully obeying the Father's will in the flesh, was exalted as a reward for virtues and improvement, being called "god", "word" and "wisdom" by adop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grace.[3] As such, the Son's pattern acted as a salvation for all humankind.
亞他那修的反駁
Athanasius's Refutation

形而上論中子與父的關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 and Father on Metaphysics
首先,因著亞流派認為父是「非起始」(unoriginated)的,而子是「有起始的」(originated),他們認為將子的神性等同父的神性即否認了父的非起始性。亞他那修指出亞流跟隨了當代希哲學的邏輯,亞流意味著父必定是唯一的創造者,萬物包括子都是起始於祂。因此,亞流推斷子必定是受造物,是在父的本質以外的。 亞他那修反駁指出,若如亞流所說,作為受造物的子,能因有分恩典而被稱作「神」,那麼,我們能否因所有受造物有分於神的恩典,而稱它們都為「神」?若子是次神,則有為何沒有第三、第四、第一百萬的神? 故此,對亞他那修來說,「亞流派不是帶來泛神論,就是無神論。」
To begin with, Arians say that since the Father is "unoriginated" while the Son is "originate", equaling the Father and the Son is to deny the "unoriginality" of the Father. Athanasius pointed out that following the logic of the Greek philosophy, Arius infers that the Father must be the only Creator who originates all things, including the Son. Thus, the Son must be a creature, external from the Father's substance.[4] Athanasius argues that if the Son is a creature we call "God" only by participation, as Arians said, can we call all creatures "God" as all creatures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grace of God? Or if the Son is a second God, why not a third, fourth, millionth?[5] Thus, for Athanasius, "The Ario-maiacs with reason incur the charge of polytheism or else of atheism."[6]

憑著全然有分互相内在,而與神是一
Co-inhering being One God by wholly participation
        亞他那修認為基督取得和持守祂的兒子名分的方式,乃是在本質上不同於我們的方式。祂作為子,並非如我們這些受造物般憑著收養或恩典,外在並依賴地有分於父,而是憑著本質全然地有分於父。 在《駁亞流四論文》卷三,亞他那修引入「互相内在」(coinherence)這概念來說明這點。父和子各是完整和完全的神。正如約翰福音1417章所示,祂們互相內在彼此裡面,故祂們的本質是一並相同。因為子是在父裡面,祂所有的就是父所有。子作為父自己的形像和兒子,子與父乃是同一位神。
    Athanasius suggests the way which Christ gains and holds his Sonship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ours. He is 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Father by adoption or grace, as creatures do, externally and dependently,[7] but is "wholly participating" in the Father by nature, even that what is partaken from the Father, is the Son.[8] In Book 3, Athanasius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he coinherence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The Father and the Son, each whole and perfect God, are in each other as shown in the Gospel of John 14-17, so their substance is one and the same.[9] Since the Son is in the Father, he has all that the Father has. Being Father's own Image and offspring, the Son and the Father are one God.[10]

子的不變性
Immutability of the Son
對於亞流所認為道是「可變的」,亞他那修反對這看法而反問:「怎能一位既是父的形像,而沒有像父的不變性?」, 並回應說:「因此,不變之神的形像必定也是不變的」,因為「子的存有和本質既是來自父,子也就如父自己一樣是不改變的。」故此,亞他那修總結,子是如父一樣不改變,因為祂分享父相同的本質。
Concerning the Arian statement whether the Word is "mutable", Athanasius objects to it by asking a rhetorical question "how can such a one be the Father’s Image, not having the likeness of His unalterableness?"[11] and replying "therefore the Image of the unalterable God must be unchangeable" because "the Son, being from the Father, and proper to His essence, is unchangeable and unalterable as the Father Himself."[12] 

子的可知性
Son's Knowability
為回應亞流的觀念,認為子對父缺乏完全的認識, 亞他那修回答為何子在肉身時看似對父的認識是無知的,他指出子的知識就是父的知識,然而為著門徒的益處,祂情願像人一樣不認識父。
In response to the Arian view that the Son lacks perfect knowledge to the Father,[13] Athanasius answered why the Son seemed irrogant to the Father when he was in the flesh, saying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is the knowledge of the Father, but for the profit of his disciples, he did not know as a man.[14]

對救恩的關切
Urgency to Salvation
亞流持守與亞他那修截然不同的救贖觀。他理解子乃是一個完美的受造物,祂在祂的生命和屬地職事裡,藉著順服完美地滿足了父的旨意,並被高舉為「神」,以作為「祂美德的賞賜」或「提昇」,因而成了人類提昇至神,被收養而取得兒子名分的模型和先鋒。亞他那修認為亞流這觀點,廢除了子成肉身使神自己與人性聯合的工作。他堅持除非道就是神自己親自成為肉身而來,否則我們仍是活在罪中。在他看來,不僅子的成肉身,連祂的降卑、受膏、受苦難、受死、被高舉等一切過程,都是為著我們的救恩,甚至是「代表我們」。亞他那修跟隨教會傳統的神化教導,指出子成肉身乃是為著人被神化這終極的救恩目標。只有祂是神自己才能使人神化成為神的眾子。然而,子在祂肉身裡取上人性時並沒有失去祂的神性。反之,因祂就是神自己,祂甚至能神化祂所取的肉身。 因此,對亞流派來說,因為看子是作為給人類道德的模型,故子必定是如墮落的人類般是受造物;但對亞他那修來說,因為看子是人類能憑有分恩典而成為神的拯救者,故子必定是本質上是神。
Arius holds a radically different soteriological point from Athanasius. He understood that as a perfect creature, the Son has perfectly fulfilled Father’s will through obedience in his life and earthly ministry, and exalted to be “god” as "a reward for his virtue" or “promotion”[15] , thus becoming the model and pioneer of men’s progress to God that man may be adopted and gain their Sonships. Athanasius considers this view as undoing the work of the Son’s incarnation in which God himself unified with humanity.[16] He insists that unless the Word is God coming to us in flesh, then we are still in our sins. He regards not only the Son's incarnation, his being humbled, anointed, suffering, death and exalted are also for our salvation and even “on our behalf”.[17] Athanasius,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church teaching of deification, argues that the Son’s incarnation is for human’s deification as the goal of salvation. Only he, being God, can deify man to be sons of God.[18] The Son, however, did not lose his divinity when taking up humanity in the flesh. Rather, because he is the very God, he even deified the flesh he took up.[19] Thus, to Arians, for acting a moral improvement model for men, the Son must be a creature as fallen men; while to Athanasius, for men to be saved unto the gods by participation in grace, the Son must be the true God by nature.
總結
Conclusion
總結來說,亞他那修乃是照著「信仰的規範」(the scope of faith), 即子基督是永恆的道、是父的道、光輝和智慧,成肉身來作我們的救主。[21] 亞他那修從形而上論、認識論和救贖論,論證子乃是在「創造-受造界線」中的創造者,祂有完全的神性。為了從亞流的誤用和誤解聖經語言中區別出來,亞他那修採用了當時哲學詞彙「同質」homoousios,並視唯有這詞才能足以描述聖經的觀念—子與父乃是本體上(ontologically)與父相同本質。
To sum up, the Son understood in the view of Athanasius is according to "the scope of faith"[20], that he is the Eternal Word, being the Father’s Word, and Radiance and Wisdom, made flesh becoming our Savior.[22]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etaphysics, epistemology and soteriology, Athanasius demonstrates that the Son is of the Creator in the Creator-creation distinction to have the perfect divinity, and in order to differentiate from Arians’ misusing and misinterpreting biblical languages, he employed the philosophical word homoousios and deems only this word was sufficiently enough to describe the biblical sense that the Son and the Father are ontologically the same substance.[23]

        有趣的是,亞流和亞他那修二人均是亞歷山大學派俄利根之屬靈遺產的繼承者。然而,亞他那修嘗試努力地遵循他先前教父的神學釋經,就是按照「信仰準則」(Rule of Faith),以基督作為神永恆救贖計劃oikonomia中心的釋經。儘管亞他那修採用了當時哲學的非聖經用語,他並沒有跟隨亞流採用當時的哲學思考路徑來詮釋聖經。反之,他乃是跟隨教會傳統,尤其是以救贖論的角度,來詮釋聖經。這教會傳統的救贖論,就是神為要使人成為神,祂親自成為了人。在亞他那修向亞流派的論據中,清楚顯示出救恩作為神化這觀念佔據他的神學思想一個首要且中心的位置。這觀念亦塑造了後期教會的神學發展,尤其是東方教會。筆者認為若要更完全地明白初期正統神學發展史,這點值得今日的更正教福音派注意,以重新發掘教父的神學釋經,以及神化的救贖觀。
Both Arius and Athanasius, interestingly, are the successors of Origen's spiritual inheritance. However, Athanasius was trying to keep in the Patristics'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which is Christocentric in the God's eternal salvation plan (oikonomia)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Faith". I found that though taking the extra-biblical languages from philosophy, Athanasius did not interpret Scripture in that track as Arius did, but in the church tradition track, particularly the soteriological track, that God in order to make men God, he himself has to make man. In Athanasius's argument with the Arians, it is clearly shown that salvation as deification takes the primary and central position in his theological thought. This concept has also shaped the the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latter church, particular the Eastern Church. I think it is worth the attention of today's evangelicals to rediscover Patristics'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especially, this traditional soteriological concept of deific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early orthodox theological development.



[1] Arius, "Arius’s Letter to Eusebius of Nicomedia", 4-5, in The Trinitarian Controversy, William G. Rusch trans. and ed. (U.S: Fortress Press, 1980), pp.29-30.
[2] Arius, "Arius’s Letter to Alexander of Alexandria", 3-5 in ibid., pp.31-32.
[3] Athanasius, NPNF2-04. Athanasius: Select Works and Letters, Four Discourses Against the Arians, 1.9: “(Arius said) And ‘Christ is not very God, but He, as others, was made God by participation; the Son has not exact knowledge of the Father, nor does the Word see the Father perfectly; and neither exactly understands nor knows the Father. He is not the very and only Word of the Father, but is in name only called Word and Wisdom, and is called by grace Son and Power. He is not unalterable, as the Father is, but alterable in nature, as the creatures.”
  1.38: "they say this of the Savior… of the mere grace given to Him, and for a Creator of His being according to essence, after the similitude of all others. And being such, as they maintain, it will be manifest further that He had not the name Son’ from the first, if so be it was the prize of works done and of that very same advance which He made when He became man, and took the form of the servant; but then, when, after becoming ‘obedient unto death,’ He was, as the text says, ‘highly exalted,’ and received that ‘Name’ as a grace, ‘that in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knee should bow.’ (translated by Philip Schaff and Henry Wace, 1891, from http://www.ccel.org/ccel/schaff/npnf204.html)
[4] Ibid., 1.31: " But if they still are satisfied with merely asking, ‘Is the Unoriginate one or two?’… they are like to say that the Unoriginate is the image of creatures; the end of which is a confusion of the whole subject, an equalling of things originated with the Unoriginate, and a denial of the Unoriginate by measuring Him with the works; and all to reduce the Son into their number (works)."
[5] Ibid., 3.16: " For they cannot see the One in the Other, because their natures and operations are foreign and distinct. And with such sentiments, they will certainly be going on to more gods, for this will be the essay of those who revolt from the One God.
[6] Ibid., 3.15: "…Rather then will the Ario-maniacs with reason incur the charge of polytheism or else of atheism, because they idly talk of the Son as external and a creature, and again the Spirit as from nothing. For either they will say that the Word is not God; or saying that He is God, because it is so written, but not proper to the Father’s Essence, they will introduce many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ce of kind (unless forsooth they shall dare to say that by participation only, He, as all things else, is called God."
[7] Ibid., 1.6: " Moreover he has dared to say, that ‘the Word is not the very God;’ ‘though He is called God, yet He is not very God,’ but ‘by participation of grace, He, as others, is God only in name.’ And, whereas all beings are foreign and different from God in essence, so too is ‘the Word alien and unlike in all things to the Father’s essence and propriety,’ but belongs to things originated and created, and is one of these."
[8] Ibid., 1.16: "Such thoughts then being evidently unseemly and untrue, we are driven to say that what is from the essence of the Father, and proper to Him, is entirely the Son; for it is all one to say that God is wholly participated, and that He begets…the Son Himself partakes of nothing, but what is partaken from the Father, is the Son…. For they cannot see the One in the Other, because their natures and operations are foreign and distinct. And with such sentiments, they will certainly be going on to more gods, for this will be the essay of those who revolt from the One God."
[9] Ibid., 3.3: "I in the Father and the Father in Me.’ For the Son is in the Father, as it is allowed us to know, because the whole Being of the Son is proper to the Father’s essence, as radiance from light, and stream from fountain; so that whoso sees the Son, sees what is proper to the Father, and knows that the Son’s Being, because from the Father, is therefore in the Father."
[10] Ibid., 3.1: "For He is Himself the Father’s Power and Wisdom, and by partaking of Him things originate are sanctified in the Spirit; but the Son Himself is not Son by participation, but is the Father’s own Offspring.
Ibid., 3.4: "but the nature is one; (for the offspring is not unlike31 its parent, for it is his image), and all that is the Father's, is the Son's. Wherefore neither is the Son another God, …and He and the Father are one in propriety and peculiarity of nature, and in the identity of the one Godhead".
[11] Ibid., 1.35: " For the Father is unalterable and unchangeable, and is always in the same state and the same; but if, as they hold, the Son is alterable, and not always the same, but of an ever-changing nature, how can such a one be the Father’s Image, not having the likeness of His unalterableness?"
[12] Ibid., 1.36: " Therefore the Image of the unalterable God must be unchangeable; for ‘Jesus Christ is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 ever.’… And with reason; for things originate, being from nothing, and not being before their origination, because, in truth, they come to be after not being, have a nature which is changeable; but the Son, being from the Father, and proper to His essence, is unchangeable and unalterable as the Father Himself."
[13] Ibid., 1.6: "…he(Arius) has stated in his Thalia, that ‘even to the Son the Father is invisible,’ and ‘the Word cannot perfectly and exactly either see or know His own Father;’ but even what He knows and what He sees, He knows and sees ‘in proportion to His own measure,’ as we also know according to our own power. For the Son, too, he says, not only knows not the Father exactly, for He fails in comprehension, but ‘He knows not even His own essence."
[14] Ibid., 3.49: "the Son then did know, as being the Word; for He implied this in what He said,—‘I know but it is not for you to know;’ for it was for your sakes that sitting also on the mount I said according to the flesh, ‘No, not the Son knoweth,’ for the profit of you and all."
[15] Ibid., 1.37: “For if He received what He had as a reward of His purpose, and would not have had it, unless He had needed it, and had His work to shew for it, then having gained it from virtue and promotion, with reason had He ‘therefore’ been called Son and God, without being very Son.”.
  Ibid., 1.40: “And in vain do the Arians lay stress upon the conjunction ‘wherefore,’ because Paul has said, ‘Wherefore, hath God highly exalted Him.’ For in saying this he did not imply any prize of virtue, nor promotion from advance…”
  See more “reward of virtue”, “advancement” or “promotion” on 1.36, 1.38, 1.39, 1.40, 1.44, 1.47, 1.49, etc.
[16] Ibid., 3.32: “More clearly however and indisputably than all reasoning does what was said by the Archangel to the Bearer of God herself, shew the oneness of the Divine Word and Man. For he says, ‘The Holy Ghost shall come upon thee, and the Power of the Highest shall overshadow thee: therefore also that Holy Thing which shall be born of thee, shall be called the Son of God.’”
[17] This point is particularly emphasized and shown in the fact that the phrase "for us" appears 47 times in Books 1 and 3. Ibid., 1.41: For example, "Therefore, because he was the image of the Father, and because he was immortal, the Word 'took the form of a slave' [Phil. 2:7] and for us as man in his flesh endured death, that thus on our behalf through death he might offer himself to the Father. There also as man, on account of us and on our behalf, he is said to be highly exalted, so that in in his death we all have died in Christ so that in Christ himself again we may be highly exalted…" Ibid., 1.41: For example, "Therefore, because he was the image of the Father, and because he was immortal, the Word 'took the form of a slave' [Phil. 2:7] and for us as man in his flesh endured death, that thus on our behalf through death he might offer himself to the Father. There also as man, on account of us and on our behalf, he is said to be highly exalted, so that in in his death we all have died in Christ so that in Christ himself again we may be highly exalted…"[17]
[18] Ibid., 1.38-39: "…he did not have the title of Son and God as a reward; rather, he himself has made us sons to the Father, and deified men, having become man himself… but being God, he later become man, that instead he might deify us." Similar expression regarding deification of Athanasius would be found in 1.42. 1.45, 3.39.
[19] Ibid., 3.38: "For He did not, when He became man, cease to be God; nor, whereas He is God does He shrink from what is man’s; perish the thought; but rather, being God, He has taken to Him the flesh, and being in the flesh deifies the flesh."
[20] Ibid., 3.28: " Now what has been briefly said above may suffice to shew their(Arian'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assages they then alleged; and that of what they now allege from the Gospels they certainly give an unsound interpretation."
[21] Ibid., 3.29: "Now the scope and character of Holy Scripture, as we have often said, is this,—it contains a double account of the Savior; that He was ever God, and is the Son, being the Father’s Word and Radiance and Wisdom; and that afterwards for us He took flesh of a Virgin, Mary Bearer of God, and was made man."
[22] Athanasius also used the emphatic vindication of worship as the exclusive prerogative of divinity. He argues that the worship of the Son even before his incarnation and exaltation proves that he is really the true God. See ibid., 1.43: "He only who is really God is worshipped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For the fact that the Lord, even when come in human body and called Jesus, was worshipped and believed to be God’s Son, and that through Him the Father was known…", and ibid., 3:32: "…we may become, not worshippers of any other, but truly devout towards God, because we invoke no originate thing, no ordinary man, but the natural and true Son from God, who has become man, yet is not the less Lord and God and Savior."
[23] Ibid., 1.9: '(He is) Very Son of the Father, natural and genuine, proper to His essence, Wisdom Only-begotten, and Very and Only Word of God is He; not a creature or work, but an offspring proper to the Father’s essence. Wherefore He is very God, existing one in essence (homoousios) with the very Fa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