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1日 星期二

歷史神學〈5〉:探究敬虔主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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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教會的特色之一,乃是深受到歐洲十七世紀興起的敬虔主義影響。故值得我們華人基督徒探究這敬虔主義的本質,以助反思今日華人教會的得與失。

敬虔主義的興起和特點

    狹義來說,敬虔主義是專特指在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中期在德國路德宗內興起的運動。其實在此運動以前,在十六世紀的歐陸和英國,也有相近的基督徒信仰靈修和信仰的呼聲,如歐陸有Johnn Arndt(1555-1621年)和Jocab Boehme(1575-1624年),他們寫了一些靈修作品,內容主要為個人靈修體驗和神祕經驗;而在英國,則有『清教徒運動 』(Puritans movements)。他們大多是來自歐洲回到英國的加爾文主義者或改革宗。他們不滿聖公會採取妥協路線,一些後來離開英國,到荷蘭、德國、北美等。但產生較大之影響要到十七世紀德國的敬虔運動起始。他們的共通點都是:尋求(1)個人生命的更新轉變,(2) 實質的對神或宗教經歷,及(3)成聖的追求。

    敬虔主義的特點有:主張信徒個人靈修時精讀聖經;全體信徒皆為祭司;愛心與知識並重;在神學辯論上,不求個人和自私的爭執,只求真理得以辨明;以更高的道德標準重組神學教育;復興福音宣講;主日講章應以建立信眾的靈性生活為目的,等等。

敬虔運動的起始和發展
    德國敬虔運動的起始者可算是德國人施本爾(Philip Jakob Spener,1635-1705年),他有『敬虔主義之父 』之稱。然後,這運動的發展與興盛在他的跟隨者富朗開(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年)時期。雖然他們不太被德國正統路德宗教會認同,卻為他們注入活力,甚至也吸引德國其他宗派如改革宗信徒跟從。其後,親岑多夫(Count Zinzendorf,1700—1760年)及摩拉維亞弟兄會為十八世紀中這個運動的著名代表。不久,英國的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年)也深刻地受莫拉維弟兄會,特別是他們挑戰性的問題:有否真正從他自己的內心確實已得救的經驗?衛斯理後來得著『得救 』之主觀經歷後,決心要復興當時死沉的教會和社會政治亂象的英國社會。結果,帶進英國教會新的大復興—循道運動。與循道運動幾乎同時,在十八世紀,敬虔主義這條線也從德國歐陸和英國影響到美國,產生大覺醒運動(Awakening movement)。主要領導者為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年)、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年)和田能特(Gilbert Tennent,1703-1764年)等。

敬虔主義—當代潮流的反動
    一面,十七世紀末德國敬虔主義的出現某程度上是當代潮流的反動,是對十七至十八世紀那時代的反應和抗議。敬虔主義所抗議的是當時代:(1)正統教會的信條主義(Confessionalism),(2)啟蒙的唯理主義、以及自然神論。他們的反抗是訴諸於對聖靈及聖經的重視。

(一)對正統主義(orthodoxy)的反抗
    首先,敬虔主義是對十七世紀歐洲教會的正統主義的一種反抗。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教會越來越多將注意力放在自己與別宗派的不同,產生「信條主義」,就是以信條為自己身分的標記。那時在不同地方的更正教或天主教會,立了許多一致條例(Act of Uniformity),都將許多活潑的信仰變成某種教義的認同。官方教會既變成形式主義和僵化的信條。與此同時,理性主義如自然神論者又帶來衝擊。教會受理性主義和教條主義影響,漸漸將基督教本來活潑的信仰化成一套僵化、呆板、抽象的教理,而信心變成了對這套教理的宣認。崇拜時的講道變得乏味,其餘一切的活動,如聖禮,也變得很規條化。

    因著當時代信仰的形式化和虛空化,教會中就有一呼聲和渴望,想尋找出路,結果在十七世紀產生了對此光景的回應和抗議—敬虔主義。在這種治沉悶的宗教生活中,有不少對信仰熱忱的信徒,開始尋求新的方向與經歷。一些信徒先是興起於德國路德宗派之內,他們志在蘇醒那被正統派所窒死的信仰,而強調基督教之個人的、靈性的、與實踐的方面,以反抗制度化的、形式主義的、理智性的偏差。這是為德國敬虔主義的開始。

理性的偏差
    正統主義神學家常常強用理性去確立、証明聖經的真理,滿意於僵化、呆板、抽象的教義。例如,路德宗的新一代神學家,決定要好好整理路德和墨蘭頓的教導。但他們過分注重教義的系統性,超過教義在生活上的實用性。這些新的神學體系大部份都是經院研究得出來的產品,卻並非是用於講道或關心靈魂的事情上。它們帶來一種嚴格的信條主義風氣。敬虔主義則較不重『正統 』的神學,不重視傳統的權威來源,強調信仰感性的一面,強調『平信徒 』的信仰經驗,強調道德的生活。他們拒絕逐漸僵化的理性思考模式,強調以心靈與情威去體驗宗教的靈光,強調信仰不只是頭腦上的知識,更加是一種生活的方式。

形式的偏差
    因著正統主義強硬確立自己所持的見解才是真理,對於任何神學思想的偏差都不能容忍,在教會內常引起爭端,使基督徒彼此分裂。敬虔主義者把教義的論辯看成不重要的事,也不關心教派的分別,他們所注重的,是個人的宗教經驗與靈修。例如,新岑鐸夫帶領摩爾維亞的弟兄們,受邀請到他的撒克遜領地建立『主護村』(Herrnhut)。後來也有各處其他宗派受宗教逼迫的弟兄們加入。他們起初也結黨紛爭或批評別人,後來彼此認罪而得到聖靈的更新,使他們甘心樂意地放下自己,學習接納對方,並在主裡合一。他們在社區內訂定共同生活的條規,一同作息並靈修。他們棄掉形式上的組織,沒有總會、分會之類人為的統一;他們也盡力放下道理上不同的見解,轉而注重彼此相同的點。這是此類基督徒社區的第一個樣本。同樣,1700至1750年間,在英國的聖公會也陷入形式主義的泥潭,只注重禮儀,而輕忽生命的造就,教會缺少生機。正統神學家雖然成功地抵制了自然神論,但卻沒有帶給信徒在基督裏的新生命。約翰衛斯理領受了新的復興經驗後,矢志復興英國教會。他從來沒有意圖脫離英國教會,而是在教會內帶領信徒悔改、回到聖經,奮興信徒,並幫助復興了的信徒建立小組,研讀聖經、彼此勉勵、禱告代禱等繼續深化生命的更新。

狹隘的偏差
    路德與加爾文非常強調神的主權,認定神國度的擴展只能由祂親自推動,人除了禱告之外無能為力,因此傳統更正教的宣教意識並不強烈,再加上宗教改革後民族主義冒起,因此佈道事工也頗受狹隘的民族主義所限制。至十八世紀在摩拉維亞弟兄會佈道運動以前,正統更正教鮮有向外佈道的觀念和宣教異象,也不曾推動任何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更正教的海外宣教思想和行動起步甚晚,甚至比天主教遜色。在十八世紀初,新岑鐸夫所帶領的德國敬虔運動,除了差派宣教士更新復興歐洲各國的官方教會屬靈情形,重新恢復信仰的活潑外,也開始更正教首次較正式的宣教工作,是為更正教差會誕生之始。『主護村』成為十八世紀基督徒復興運動的中心,他們更開始實行長達一百年的每天24小時的守望禱告,所差往海外宣教之人數更為更正教之冠。

(二)對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反抗
過度客觀的偏差
    敬虔主義也是對當時代啟蒙運動中理性主義的一種反抗。啟蒙運動的哲學,把神變成無限大、無限遠、與人仿佛毫無相關之處,而啟蒙運動中的宗教代表—自然神論,相信的那一位神,是像一個鐘錶匠,創造了宇宙,卻讓這個宇宙按著自然定律自行運作。神在宇宙設置自然定律在人內在設置自然理性,人只須運用理性探求自然規律,不須直接探索神。敬虔主義特意強調神與人的親近,強調神對人的看顧保守並個人人生的計畫。施本爾看見教會的景況後,認為信徒的屬靈生命需要改變,恢復路德改教的精神,他認為恢復信徒信仰之活潑力和生氣就需要透過讀經、禱告與查經來造就基督徒活潑的靈命。他在他所寫的《渴慕敬虔》(Desideria)一書中,清楚地呼籲信徒聚在一起研讀聖經,摒棄神學的爭辯及抽象的理性思維,而在實際的敬虔操練中體驗及實踐聖經的真理。施本爾也強調生命的跟從。他在路德宗教會牧會時,籌組家中的實行小組聚會,讀聖經、讀經、分享、禱告、靈修、討論講章;人們稱此類小組聚會為『敬虔小組 』(Collegia Pietatis),這是『敬虔主義 』名稱的來源。小組成組也會一同做社會關懷的服務。他嚴厲批評當時德國教會和牧職人員墮落和失職,變成信條的認同,只為以茲識別自身的傳統而失去原初活潑信心,沉於辯論真理,忽略了幫助群體中不識字的信徒,教導他們聖經。聖經才是牧職人員該教導其他信徒的主題,他們該殷勤地教導聖經真理,幫助人解答聖經疑難。

對人性過度的善和樂觀的偏差
    啟蒙人和自然神論者都相信人有良善的本質(忽視人罪的問題),對人類能力和社會進步的都是樂觀的。人類慢慢地進步和在地上建立更圓滿的社會只會是自然的結果。因著對人性過度的善和樂觀,忽視人罪的問題,教會中許多『掛名』、沒有悔改重生經驗的基督徒。敬虔主義特強調『重生 』是一種新的判準,來判斷依各人是否是一個認真的基督徒,也注重個人得救的經驗和神秘經驗。如約翰衛斯理教導信徒重生經歷,為人提供鑒別救恩確據的方法。只要內心經歷聖靈的充滿,獲得某個超自然的內在體驗,就是已蒙神拯救的明證。宗教經驗是辨別信仰真偽的確據。此外,基督徒必須常常操練認罪悔改,來到十字架面前。不僅經歷悔改,更是求赦免,領受赦免,相信赦免,領受活水的江河直湧到永生。例如在北美大覺醒運動中,強調個人的歸正(conversion)。那時是十八世紀前期,許多原是靈性堅定的清教徒後代,由於自然神論及唯理主義之風的興起,使這些新英格蘭殖民地的教會進入沉睡狀態,教會沉陷在可歎的低潮光景中。懷特腓講道時,活生生地描述神的震怒,並力勸罪人盡速逃避,使許多人都有的個人悔改的經驗,靈性得著復興,內在更新,充滿了神的同在。

敬虔主義—當代潮流的反照
    和大多數時代中的大多數新興運動一樣,敬虔主義某程度上是當代潮流的反動,另一面,敬虔主義某程度上是那個時代—啟蒙時代的反照。

啟蒙精神
    『啟蒙』的精神是轉向主體(turn to the subjects),以人為主體,不再將注意放在外在啟示上 (outward revelation)。『啟蒙』時代強調的人的獨立和自主(autonomy),不再接受那令人信服之他律式的權柄,認為人能運用自己天賦的理性,了解和預測外在的自然世界。人也是自由的,能運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作決定,過人類的共同生活。啟蒙人對外在權威很反對,人該運用他理智的判斷一切外在的權威,如教會、聖經經文等。任何外在的權威都是削弱人理性自由的運用。

(一)個人的參與和主導性:
    啟蒙時代的特徵是相信人類是被釋放的、自主的個體。這自主是相對於中世紀時認為人需要立於與神和與教會的關係之中。個人變得重要,並且成為人們興趣之所在。相似地,敬虔主義雖不反對教會體制權威,但教會體制並非他們的關注點。他們不太重視教會體制,而是強調在信仰和信仰的實踐上,個人的參與和主導性。施本爾在1675年他出版的一本書《Pia Desideria, Long for Piety》中,他嘗試論證每一信徒都該有聖經研習,每個信徒都能期望聖靈能在讀經中光照,且可在小組中進行,幫助成員的生命成長。並且,敬拜中,每信徒都該活潑參與。敬虔實踐中,每人都該在生活中進表達出來。我們可以說,敬虔主義強調信徒個人的參與和主導性,將基督教的信仰變得個人化和主觀化。它一面抗議主流教會中教條式信仰和教會的外在權威,另一面又反映了啟蒙運動所標示的個人性與主體性。

(二)回到聖經:
    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的口號之一為:『回到本源 』(ad fonts)。宗教改革家呼應著這回到本源的口號,要回到使徒、教父的年代和聖經的文本中。十六世紀初在歐洲廣泛流傳且深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是伊拉斯謨的《基督精兵手冊(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本書於1503年初版,它是針對受過教育的男女平信徒撰寫的,讓平信徒讀者感到對自我的理解經歷重大的改變。書中聲稱教會若回歸到教父和聖經著作上,就可以革新。恆常閱讀聖經是提升平信徒敬虔的鑰匙,也是教會可以更新與改革的基礎。到十七世紀末,敬虔主義者也強調要回到聖經文本。施本爾堅持信徒需要不斷回到聖經,並且用一個火熱和敬虔的心靈來閱讀它。

    啟蒙運動的科學和哲學的發展,使人們對歷來教會中所教導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不再毫無保留地全部接受。法國的笛卡兒(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倡導一切知識均以懷疑為起點,他認為對所有的事物都應抱持懷疑的態度,必須先有確據,纔肯相信。文藝復興時,文本鑑別術開始發展。至進入啟蒙,這技術大大發展並應用至聖經文本上,然而,受唯理主義影響,聖言卻減損為純粹歷史,只是一份與現代人無關的古老文本。同樣,敬虔主義也是要把信仰,從信條、信經帶回到聖經中。例如,施本爾也注重理性的訓練,強調讀任何文本時要看上下文、背景等來決定經文的意思。他將這嚴格放在聖經上,並施教在信徒身上。與理性主義者不同的是,他們倡導要在聖靈的光照之下,聖靈的引導之下來讀聖經。

(三)信仰在生活中實踐出來:
    啟蒙運動中的自然神論者,認為耶穌基督只是一位猶太教師,祂是關注人的道德、倫理的簡單生活,而沒有奧祕或超自然的部分。道德的生活和敬虔是人能夠給予神最重要的敬拜。啟蒙時期後期的哲學家康德,指宗教就是道德的作用(Function of morality)。他們都認為信仰實踐的主要內容就是合乎自然理性的道德倫理。同樣,敬虔主義也注重道德生活,強調信仰在生活中的實踐。信徒需要過聖潔的生活、教會的生活為屬靈的家庭、領人歸主作見證和參與宣教等。施本爾受改革宗影響,除注重因信稱義外,也注重成聖的追求。他也強調道德生活,對信徒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如在食物、飲料和衣著方面都需要節制。約翰衛斯理指出一個基督徒應活出一個像基督的生命,不僅是終末時全然被轉化像祂,而在今世中也已應活出來。推進敬虔運動最重要的人物親岑多夫也注重信仰實踐和見證。他在哈爾受教育時深受敬虔主義的熏陶,對於傳福音也滿有熱忱。他所帶領的摩爾維亞弟兄會熱心傳福音,甘願往任何地方為基督福音作見證,盼使全地歸順基督。他們是基督教各宗派中,最先認真地遵行基督『大使命 』的團體。所差出去的有帶職事奉以及神職人員,他們學習各種學問及當地的語言,過簡樸的共同生活,幫助當地人。結果,使他們對其他各宗派在傳揚福音方面,產生極大的影響,影響了衛斯理約翰的信仰與宣教策略,宣教模式也影響了十九世紀許多差會,如倫敦差會。

(四)進步觀:
    還有一點,敬虔主義雖然對抗著啟蒙運動帶來的理性化過程,但敬虔主義某角度來看也和啟蒙運動一樣,都肯定人的能力,相信人類進步、趨近完美的可能性。只是,啟蒙運動所肯定的,是人的道德、智慧、科學的進步與成就,而敬虔主義強調的,卻是人在靈性上的鍛鍊,會使人趨近神所要求的完全。例如,約翰衛斯理教導『全然成聖 』的教訓,獲得聖靈經歷的人可以達到『基督徒的完全 』。但此種成聖並非人為努力可達成,完全是聖靈的恩典與作為。因相對於藉聖靈而得的救贖之恩,他稱此為『聖靈的第二次恩典 』。

總結
    和大多數時代中的大多數新興運動一樣,敬虔主義某程度上是對當代潮流的反動,抗議那時代十七世紀在正統教會的教條主義的偏重理性、僵化形式和狹義的偏差,以及抗議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包括自然神論)的過度客觀、唯理、偏重人性善和樂觀的偏差。他們的反抗是訴諸於對聖靈及聖經的重視。個人的參與和主導性、回到聖經、注重生活的實踐和追求完全等。這些都是與當時唯理主義盛行之教會和時代的反動和補缺,然而卻也與啟蒙運動的精神有相似之處,就是啟蒙那轉入以人為主體,強調人的獨立和自主,人是被釋放的、自主的個體,能自由運用理性,相信人性進步等精神。故敬虔主義可說某程度上是那時代—啟蒙時代的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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