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2013）初起，有學者提出「佔中運動」，以爭取公義的民主社會後，這建議隨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熱烈討論。由於主要發起人為基督徒，認為推動「佔中運動」背後信念是實踐信仰，進入公共，追求「公義」，將「上帝公義的國度」帶到地上（太六10）。[1] 這更重新喚起教會內和神學界，從信仰的角度看信仰與公民社會的關係。筆者在本文試從末世論中千禧年觀的角度，簡要地看不同的千禧年觀如何影響基督徒的政治與社會觀。
環顧現今世代，不論香港、中國大陸，及全世界的社會，都滿了不公義。聖經形容這世代為「彎曲悖謬」的世代（腓二15）。「悖謬」，直譯是彎翹不平，扭曲。今天社會上許多事情都被扭曲致不公義。因著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而公義乃是神的屬性之一，故每個人內心也渴求真正的公義和和平。二十世紀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曾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嘗試在自由主義（liberalism）傳統下，以正義為核心，尋求社會如何達致平等的理念。[2] 中國古哲孔子，也曾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意即國家「不怕財富少，而怕財富的分配不合理」，指出追求公義或公平對社會穩定的重要性。[3]
對於信徒，聖經則應許將來有一個公義、和平、美好的國度會降臨（見賽十一1~16，太六10，羅十四17，弗一10，啟十一15，十二10，二一1等。）公義和公平是神的神聖性情兩個主要屬性，乃是神寶座的根基。（詩八九14）先知以賽亞書描繪這國度為滿了公義和和平：「公義必當祂的腰帶，信實必當祂脅下的帶子。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日日必與山羊羔同臥；牛犢、少壯獅子並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牠們。牛必與熊同食；牠們的崽子必一同躺臥；獅子必喫草與牛一樣。…因為對耶和華的認識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然而，「上帝的國度」何時及如何（包括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降臨？不同聖經讀者對此各有不同看法，簡要可分為四種：（一）歷史性前千禧年觀(Historic Premillennialism)、（二）時代性前千禧年觀(Dispensational
Premillennialism)、（三）後千禧年觀(Postmillennialism)及（四）無千禧年觀(Amillennialism)或已實現千禧年觀(Fulfilled-millennialism)。
簡言之，前千禧年派認為基督會在千禧年來臨前再來；後千禧年派則認爲基督會在千禧年結束時再來；無千禧年派則認爲基督已經來臨，在人的心中建立了神的國度。前後派均認為千年國是實質地出現在地上，而無千禧派則認為只是象徵性的。由此不同千禧年觀，各派在人性觀（性善或性惡）、末世觀、教會觀和政治觀（積極參與或抗拒）等的立場也相應有所不同。抱前千禧年派者，多對人性的理解較負面，他們相信人的敗壞在此世是更改不了的，人無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國或者千年國。千年國必須由神、耶穌基督自己親自建立。而後千禧年派或無千禧年派者，則多對普世人性存較正面看法，教會帶領世人在地上實現天國是有可能的，故他們也最主張社會關懷和改革社會。
不同的聖經學者、神學家和教會領袖，在末世論千禧年的觀點上可迥然不同。帶領地方教會運動的中國教會領袖倪柝聲，是筆者有興趣研究的對象之一。眾所周知，倪氏受英國弟兄會時代論影響很大。在千禧年觀上，他基本上持時代論的看法及主張前千禧年派的觀點。他也對人能在地上憑自身的努力建立神的國度堅決否定。然而，他並未有如批評前千禧年者，認為前千禧年論者由於強調社會與人的敗壞和無能，會導致喪失社會關懷的傾向。相反，倪氏將聖經中的人論、教會論、時代論、末世論等論，以「神永遠的定旨」整合並貫穿起來。他在肯定世界的敗壞、人的無望，及神國只能由耶穌基督親自實現的前提下，展示出一個以教會為主體，積極入世並肩負著「轉移時代」的使命：
倪氏認為，神國就是神的仇敵被征服，讓基督恢復掌權的範圍。這範圍首先是在信徒裏面，然後具體藉教會實現在地上，就是千年國的實現。這樣，時代就從「恩典時代」轉移到「國度的時代」，而教會就是神轉移時代並恢復祂在地上完全地掌權的憑藉。他說：
「神在這末了的世代裏所注重的是撒但的徙放，是祂兒子的凱旋。…時代的基督徒是今日所需要的。神要得著一班與祂同情的人，與祂同工，將這世代帶領到一個結束的時候，將神的國度帶領進來。……他們（基督徒）應當知道他們在世負有比救人更大的責任，就是將這世代帶領到一個結局，將神的國度帶領進來。他們最大的責任就是毀滅神的仇敵撒但，和一切黑暗的權勢。他們應當看見他們所作的工作，都必須以此為總目標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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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從倪氏的千禧年觀可看見，一面他認同世人在社會改造上的無能為力的，另一面他強調信徒入世的態度、擔當教會讓基督掌權的見證和「轉移時代」的使命。
簡而言之，千禧年觀念是在《聖經》中很重要的一個觀念，而信徒對千禧年的理解對他們的世界觀、人性觀、政治觀等有密切關係和影響。由於不同的千禧年觀會導致了不同的基督徒社會觀，不同程度的政治參與，甚至導致不同的教派。當我們重新探討信仰與公民社會關係時，除了討論聖經是否確實有「順服地上當權者」（羅十三）的命令外，筆者認為討論聖經中啟示一個怎樣的末世論千禧年觀，也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關鍵因素。
其他參考：
